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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各自为战场间种猪关联度不高 生猪联合育种困境待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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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日期:2016-06-27
  • 编辑:lily
  • 来源:中国畜牧兽医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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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国家没有说养殖场(户)一定要去核心育种场进种猪。”近日,在沈阳的一次畜牧行业展会上,北京养猪育种中心工作人员周志杰的一句话,表露了当前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的处境。   今年3月,农业部取消了陕西省原种猪场的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资格。根据《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(2009~2020)》实施方案规定,目前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遴选任务已基本完成预定目标,下一阶段工作将重点加强核心育种场监管,实现有进有出、动态调整,提高核心育种场含金量,为联合育种搭建基础平台。   2015年,农业部新批准了一批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,山东荣昌育种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山东华特希尔育种有限公司在列。针对此前核心场被取消资格的事件,荣昌育种公司销售副总经理付福建告诉记者,这只是个例,对于行业没有太大影响,“反倒是荣誉感很强。而且,拥有国家认定资格对销售肯定有带动作用。”他表示,客户肯定对国家的认定感兴趣,公司在市场上推销种猪时,首先就可以说自己是国家核心育种场,然后再介绍产品。   核心场场间遗传关联度不大   品种是畜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,对生产的平均贡献率在40%以上。联合育种是加快动物群体遗传改良、提高育种效益的根本途径,是指在一定范围内(一个省、一个区域或全国)进行跨场的联合遗传评估,其目的是实现畜禽品种的跨场比较、选择和利用。   《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(2009~2020)》明确要求,每个核心育种场至少应与其他3个核心育种场保持持续的遗传交流。一是直接将他场优秀种猪引入本场育种群,二是将他场优秀种公猪精液引入本场育种群。   4月12日,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中心发布的2016年第一期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遗传评估报告,涉及对96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(含陕西省原种猪场)的杜洛克、长白猪和大白种猪的场间关联率的测算,以评价各种猪场的遗传联系程度。根据报告公布的猪场关联率情况,记者统计,96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杜洛克、长白、大白三个品种的场间关联率显示为0的猪场分别有29家、25家和20家。关联率为0,意味着该育种场与其他育种场在遗传交流上没有联系。   良好的关联性在联合育种中起着重要作用,是场间联合评估的关键。“关联”是遗传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,关联度影响各场个体或各同期组的估计育种值比较的准确性。研究指出,对于参加同一个遗传评估方案的育种者来说,进行优秀遗传资源的交换,维持良好的关联水平,可以使选择优秀种猪的遗传评估方案更有价值,获得更快的遗传进展。   据业内生猪育种援引较多的一项国外研究称,要进行场间的统一遗传评估,各场的平均联系率需要大于3%。但上述评估报告并未显示平均关联率,只在列表中列出了单个猪场的最大关联率。报告指出,由于各猪场之间的场间遗传关联不大,不适合进行联合遗传评估。   联合育种仍需从长计议  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王楚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,90多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目前还没有开展有效的联合育种工作。其症结在于这些育种场相互之间处于竞争状态,共同利益基础不明显,联合的意愿不强。   付福建对此感触较深,他告诉记者,目前国内生猪育种公司太多,联合育种方向虽是正确的,但受限于市场和体制,猪场在遗传交流中会有所保留,仍旧各自为战,这种状况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。   “目前中国种猪场太多,且各种猪场育种规划不一。”丹育贸易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亨瑞克向记者表示,丹麦就是典型的全国联合育种,但中国有自己的国情,可以进行区域性集中联合育种,也会取得较好的成效,但首先需要育种场有共同的育种目标。       纵观畜牧业发达国家的动物种业,发展初期以国家扶持为主,取得一定成效之后,国家更多从宏观层面上进行政策导向,具体运作由公司化的育种组织进行,产业进入良性循环之后,育种企业参与到育种体系之中,政府角色逐渐弱化。“政府的力量较大,但也需要专家的加入,育种是一个优中选优且不断持续的过程。”亨瑞克说,育种是费时费力费工夫的工作,需要很多猪场结合在一起,设定统一的育种目标,用同一套系统,共同完成。他补充,生猪遗传目标选育的标准要基于科学和实际情况来制定,而不能像中国很多猪场一样,只看体型,或人云亦云。“这样是不行的。”   生猪育种不是单纯的育种问题   我国引进了很多畜禽品种,虽然在育种上有创新,但仍是短板。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副秘书长乔玉锋称,种业创新是畜禽行业创新动力的重要内容。畜禽品种买来仅是个开始,怎么和地方品种结合是个漫长的过程,更需重视和加强。   “国内生猪企业育种水平相差不大,整体水平处于初级向上的阶段。有些大型养殖企业转型做种猪,还有一些企业尝试梳理自己的品系猪,到目前都没有太成功的,还需要时间和市场的考验。”付福建认为,育种不需要多高深的技术,需要的是大量时间积累和数据分析。   丹育公司进入中国已有多年,亨瑞克告诉记者,他们在连云港的种猪场和商品场的生产成绩都很好,也就是说,国外优秀的种猪基因也可以在我国本土取得很好的生产成绩。   针对我国联合育种的进展及成效,亨瑞克表示,可以和外国公司合作引入优秀的基因,配合良好的管理、饲养和生物安全,PSY就能有很大提高。他认为,目前推广的难处在于,很多中国猪场的负责人很愿意买种猪,但不愿意改变管理方式,饲养员也很难接受新的饲养方式方法。   “中国猪业的变化趋势和丹麦之前的情况类似,猪场数量减少,规模越来越大。现阶段猪价很高,不论是管理好坏,猪场都能挣钱。但猪价低的时候,只有好的品种和管理,才能提高生产成绩,让猪场存活下来。”亨瑞克告诉记者,中国如果能像欧洲比如丹麦,饲喂同一品种的猪,有先进的管理方法和饲料配方,养猪人共同协作起来才行,中国的养猪人也能达到欧洲人养猪的水平,这需要很长时间。   现阶段,全国饲喂同一品种的猪不现实。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焕春表示,在生猪品种的选育培育上,只有开发出“五位一体”的产品,即拥有市场竞争力强、抗病性强、环境适应力强、肉质风味好、产仔数高等特质,我国才能从养猪大国变成养猪强国。   本报记者章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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